张朋朋先生：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吗？

張朋朋先生文字研究 2021-10-27

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吗？

张朋朋

北京语言大学

摘要：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提法来自西方语言学，是语言学的基础理论。本文认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，而是记录意义的视觉符号，中国语言学家把西方语言学的文字理论引进中国，进行文字改革，废除“读经”，取消了中国文化的教育，险些给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，这对国家的“文化安全”构成极大威胁。

关键词：语言听觉文字视觉人脑转化

一般人说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，问题不大，但研究语言和文字的专家也这么说，并把这种说法作为文字的定义，这问题就大了。因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是一种假象，这种说法没有科学地揭示“什么是语言？”“什么是文字？”“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什么关系？”像空气和水一样，我们天天离不开语言和文字。因此，科学地认识语言和文字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一生从事语言和文字的教学与研究，曾被这假象迷惑多年，觉得有必要写篇专论，这绝不是“小题大作”。

一

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吗？

可以肯定地回答：不是。因为语言用口说出，用耳接收，是靠语音表达意义。语言是以“音”示“意”的听觉符号。录音机可以把有声的语言记录下来，但文字不是录音机，是记录不了语言的。有人会说“我能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。”这不就是用文字记录语言吗？这是假象。你能记录，是因为你学过文字，文字是以“形”示“意”的视觉符号。语言和文字在人脑中建立了联系，人听到语言后可以记录，但书写的是字形，不是语音，是听到的以“音”示“意”的语言通过人脑“转化”成了看到的以“形”示“意”的文字。人们可以看懂记录的文字表示的意义，但听不到说话人的语音了。人们可以把记录的文字读出来，但那是自己的发音，而不是说话人的语音（语言）。因此，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，而是记录意义的视觉符号。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的说法把文字当成录音机了，这种说法的错误是把文字等同语言了，抹杀了听觉的语言和视觉的文字的本质区别，而文字不是语言。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，如下图：

此节要指出的是：听觉的语言和视觉的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，而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的说法把文字当成语言了。本人认为，必须区分语言和文字，二者绝不可混淆。

二

为什么很多人接受了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这一说法呢？

这一说法容易造成假象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教育的结果。因为这个说法是语言学的基础理论。我国的《语言学概论》[1]《语言学纲要》[2]等语言学专著都把文字定义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辞海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等辞书也都是采用这个文字定义。我在2004年发表的《论文字的本质》一文中否定了这个定义，竟遭到北师大伍铁平的嘲讽，点名说我连基本常识都不懂。这位中国语言学家甚至说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是不容置疑的公理。[3]

今天随着电脑打字的普及，书写文字的机会很少了，最新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这一“不容质疑的公理”也不得不做出修改，删去了“书写”，改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。”但还是不认为文字是记录意义的视觉符号。

最近北大苏培成教授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汉字是记录汉语最适用的文字》一文，虽然他承认“改用拉丁字母文字记录汉语”是错误的，但还坚持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。[4]

此节要指出的是：我们国家的某些重要学科也会宣扬“伪科学”，人们常用的工具书和某些专家、学者会向人们灌输错误观念，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值得国人深思吗？

三

语言学是中国的吗？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是中国人提出的吗？

中国古代有文字学，没有语言学，语言学是从西方引进的。清末民初西学东渐，中国引进了西方很多学科，其中就有语言学。西方语言学著作影响最大的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[5]（1916年）和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《语言论》[6]（1914年）。我国的《语言学概论》《语言学纲要》等就是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编写的。

索绪尔认为“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。”“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，还要求助书写的证据。”“我们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。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，还需求助于文字。”“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。”[7]索绪尔在谈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时用了“记录”“书写”“符号”等词汇。

布龙菲尔德也用了“记录语言”和“符号”的说法，他认为“文字并不是语言，而只是利用看得见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。”[8]

根据他们的著述，可以说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说法是由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。其实，西方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录音机，也不是记录语言的。

此节要指出的是：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不是中国人，而是西方人提出的，西方人建立的学说不都是科学的。语言一发即逝，文字是超越时空的，语言和文字的功能是不同的，怎么能把文字等同于语言呢？两千多年前，中国文字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序中就指出“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”，点明了文字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承和传播思想文化，此论断具有普世价值。这说明中国古人对文字的认识是胜过西方人的。

四

为什么西方人会认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？这种错误的文字观对西方语言学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西方人古代不重视研究语言，而重视研究文献中的文字。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“文字是语言的符号”，[9]文字是书写出来的，所以西方人自古就认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，于是把对文字的研究叫作“语文学”（philology）。长期以来，西方语文学把文章中文字单位的分类和组合规则统称为“文法”（grammar）。

二十世纪初，西方人开始重视研究语言，索绪尔出版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。他提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“只研究语言，不研究文字”。[10]从研究文字转为研究语言，可说是具有创新意义，于是西方人称索绪尔为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。虽然索绪尔指出“语言学的对象是只研究语言，不研究文字”，但他没否定亚里士多德对文字的传统看法。因为索绪尔也认为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，所以他认为“文字表现（代表）语言。”[11]

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的单位时发现“划分界限的实际困难”，[12]他没有办法确定语言的单位。因为索绪尔认为“文字表现语言”，所以他就用文字材料来研究语言。他坦率地说“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的具体实体或单位，我们将以词（文字）为材料进行研究。”[13]也就是说，索绪尔虽然强调“语言学的唯一的，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”，[14]但实际上，他还是在研究文字，只是把“文法”当作“语法”了。因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字母合成文字单位，文字单位合成句子，根据“文字表现语言”的理论，所以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语言观是“合成论”的语言观，认为音素合成音节，音节合成词汇，词汇合成句子。

其实，儿童在语言环境中听不到孤立的音素，听到的是语流，儿童不是学会音素的发音而后“合成”语流的，而是模仿大人的语流学会说话的。另外，儿童生活在说句子的语言环境中，听不到独立的词，听到的是表达意义的句子。儿童是先听懂句子，先模仿大人说的句子，而后仿造出大量句子，而不是获得词和语法规则后造出句子的。事实说明：儿童听说语言的能力不是由部分合成的，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自然生成的。

错误的“合成论”语言观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暴露了出来。长期以来，在国际上是采用“合成法”教英语，先用字母教音素，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词汇，最后讲解以词造句的文法规则，是用文字来教语言。结果，学生只获得了读写“英文”的能力，没获得听说“英语”的能力，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。“哑巴英文”的现象不仅证明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是错误的，也证明“合成论”的语言观也是错误的。

本节要指出的是：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都是错误的，但对西方国家的母语和文字教学影响不大，只是“文字”改称“语言”了，“文法”改称“语法”了；其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二语言和第二文字的教学中。

五

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这一错误理论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在本体论上，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理论，中国语言学界也认为“汉字是记录汉语的”，于是把用汉字写的文章当成汉语，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，古文是古代汉语。

在方法论上，根据“汉字是记录汉语的”理论，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、丁声树等根据白话文中的汉字和用汉字组成的两字词、多字词编写的辞书取名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[15]

根据“白话文是现代汉语”的理论，中国语言学家就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，用白话文来描写现代汉语，把“文法”说成“语法”。他们把研究白话文的字词分类称为《现代汉语词汇学》，把研究词与词的组合关系称为《现代汉语语法学》。吕叔湘、朱德熙出版了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[16]丁声树出版了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》。[17]

胡裕树、黄伯荣、廖序东等根据白话文编写了系统介绍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的大学教科书《现代汉语》。[18]

根据“古文是古代汉语”的理论，王力把古文文选取名《古代汉语》。[19]

他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[20]中把中国的文字学著作《说文解字》称为语言学著作，把中国文字学家许慎看作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家。[21]

也就是说，整个中国语言学大厦从“本体论”到“方法论”都是建立在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”这一错误的理论基础上的。

汉字不是记录汉语的。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，汉语是多种方言的总称。请问：给汉字仅注普通话的读音，这样的辞书能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吗？应叫《白话文词典》吧？

哪个中国人是按照词汇、语法规则获得听说语言能力的？为什么中国的《语文》课本删去了“语法知识”？请问：这些语法学著作到底有何用处？价值何在？

把《说文解字》说成是语言学著作，把许慎看作语言学家，这不是“张冠李戴”吗？我不是要全盘否定王力先生，而是要叩问今天北大的学人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古文不是古代汉语吗？不知道许慎不是语言学家？怎么就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呢？难道北大学人没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吗？不知“我爱我师，我更爱真理”吗？

此节要指出的是：为什么北师大教授伍铁平说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是不容质疑的公理？因为一旦语言学的基础理论被颠覆，那由中国语言学家所建构的整个语言学大厦必将倒塌。

六

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这一错误理论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危害？

西方国家是一语一文，怎么说就怎么写，“言文一致”，而中国人讲多种方言，但使用一种文字，而且还有文言文，言文不一致。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理论来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现象，吕叔湘认为“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一种畸形现象，嘴里说的是方言，笔底下写的是文言，两不相干？”[22]于是中国语言学家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：一语一文，“我笔写我口”“言文一致”的国家。

在电脑出现前，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‘书写’符号”的定义，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汉字笔画多“书写”难，就要把汉字改成西方拉丁字母文字，于是就根据普通话语音设计了一个取代汉字的拉丁字母文字方案。因为使用这个文字方案必须会说普通话，而中国人讲多种方言，于是就提出先要统一语言，让中国人都讲普通话，不讲方言，于是就把根据普通话设计的拼音文字方案取名为《汉语拼音（文字）方案》，以部分替代整体，意思是将来只有普通话是汉语。因统一语言需要时间，暂不能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汉字，只能先简化汉字，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制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：推广普通话、推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简化汉字。2000年中国语言学家又把这“三大任务”写进了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要用法律手段保障他们实现中国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。

汉字是记载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没有汉字就没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道德经》等大量汉文典籍，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文化。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，因此，改革汉字就是要从根基上毁灭中国文化。

文字的本质是可“识”的字形。中国人创造出纸张和印刷术后，呈现字形出现了机器印刷和个人书写两种方式以及相应的两种字体：规范的印刷体和简化的手写体。

宋体和楷书是印刷体，行书和草书是手写体。用于“识”的书籍是机器印刷的，是可以规范的，个人书写很难规范，于是古人只把书上的印刷体作为规范字体，个人可书写不规范的手写体。这样就解决了“识字”读书和“书写”难的问题。中国古人是区分汉字的“识”和“写”的。今天又出现了新的呈现字形的方式，这就是用电脑打字。

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后，印刷体的使用范围扩大了，不仅书籍、报刊和公文使用印刷体，就是个人电子邮件和论文写作也多用电脑打字（印刷体）了，书写汉字的机会很少了，“书写难”的问题已不存在了，今天该是把繁体字（正体字）作为规范的印刷体，回归“识繁写简”[23]的时候了。

可是至今，中国语言学家没有反思中国的文字改革，仍坚持把简化字作为规范汉字，这削弱了汉字字形超越时空，沟通古今的功能，对中国人学习和阅读古代典籍、传承中国文化以及实现祖国统一是极为不利的。

今天看得很清楚，中国语言学家应用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理论险些给汉字造成灭顶之灾，中国的文字改革并没画上句号，余毒和隐患至今犹在。

汉字不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，而是记录意义的视觉符号。古文和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，用汉字写的文章是汉文。古文和白话文是共存的，汉字是沟通古今的。虽然汉语和汉文是有联系的，但汉文不是汉语，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，古文也不是古代汉语，汉语和汉文、汉字之间的关系，见下图：

中国音韵学告诉我们：“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转移。”[24]也就是说，同一个汉字，先秦有先秦的读音，唐宋有唐宋的读音，今天有今天的读音，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语音来朗读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的。语言一时传，文章千古在。我们学古文不是学古代汉语，而是获得读写文言文的能力。语言是当下现实的，文章是超越时空的。

儿童自然会说话，因此，中国基础教育的传统是不教说话，只教“读经”，只教记载着儒家思想的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经典古文，不教白话文。结果学生却获得了读写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能力，一举两得。

曹雪芹、梁启超、鲁迅、胡适等少儿时都是“读经”，都是只学古文，结果他们都兼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白话文不用教，说明学古文和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，古文学得越好，读写白话文的能力越强。“读经”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，还能提高白话文的读写能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古文和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。汉文是以汉字为基本单位，是“字本位”。古人造字，由独体到合体，由简单到复杂，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意义，造的字越来越多，汉字造到一定数量时，中国古人就不造新字了，而是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，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义的两字词和多字词。也就是说，先产生的古文是汉文的基础和源头。没有古文“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”，怎么会有白话文的“矛盾”一词呢？“老师”的“师”就是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”的“师”。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理论”，白话文中的汉字是来自现代汉语。其实，汉字是沟通古今的，古文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中的每个汉字都会出现在白话文中，白话文中的汉字是来自古文的。教师是教孩子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古文，孩子自然会说话，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一致，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。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，所以不用教。因此，学习汉文当然要从源头学起。如果先学白话文，汉字和白话文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因此，让少儿“读经”，把古文教学放在基础和优先的位置，而且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符合汉字和汉文教学的规律的。

中国语言学家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理论，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，古文是古代汉语，古代汉语没人说了，古文也就不用学了。他们主张基础语文教学只教现代汉语和白话文，不教古代汉语和古文，要“我笔写我口”，遵循“言文一致”的原则。这样教的结果，学生没有获得全面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，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。废除少儿“读经”就是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，而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必然让中国人从小接受外来文化的教育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已有几代人不学汉文经典了，有几代人不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了，有几代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了。学习汉文经典是中国的文化传统，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，是人的信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中国有几代人已经没有中国人的灵魂了，已经不信仰中国文化了，难道这种现象不可怕吗？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国家统一，长治久安的基石，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，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力量。中国国防实力的提高，外部力量对中国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隐患主要不在国防安全，而在文化安全。因为很多中国人没接受过中国文化的教育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，国家的“文化安全”面临空前的危机。

此节要指出的是：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对中国文字和文字教学的危害远大于西方。

结束语

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。因为中国语言学家把西方语言学的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理论引进中国，进行文字改革，废除“读经”，取消了中国文化的教育，险些给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，这对国家的“文化安全”构成极大威胁。因此，为了维护国家的“文化安全”，我们必须坚决否定中国语言学家从西方引进的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这一错误的文字理论。

本文的另一目的是要推动修改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因为这个法律是由中国语言学家根据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”的错误理论制定的，中心是“推广普通话”和“推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”。这个法律只谈“说话”，不谈“文化”，难道中国人都说普通话了，中国文化就复兴了吗？中国就能长治久安吗？明明是《普通话拼音方案》却写成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目的何在？至今还写在国家法律上，这合适吗？本人认为，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，只有汉字复兴，中华文化才能复兴。因此，本人强烈建议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修改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，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。

[1]高名凯、石安石：《语言学概论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

[2]叶蜚声、徐通锵：《语言学纲要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0

[3]伍铁平：《语言文字学辩伪集》，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4

[4]苏培成：《汉字是记录汉语最适用的文字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2021年2月7日

[5]索绪尔：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

[6]布龙菲尔德：《语言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5

[7]索绪尔：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，47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

[8]布龙菲尔德：《语言论》，22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5

[9]亚里士多德：《范畴论》，55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59

[10]索绪尔：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，47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

[11]索绪尔：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，47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

[12]索绪尔：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，149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